余瀛鰲：用好古今學術流派之學驗

　　余瀛鰲：用好古今學術流派之學驗

　　名醫名著學驗精粹之軟實力，是中醫藥文化釋放出的無形影響力，是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弘揚光大的。

　　當前各科臨床醫師要根據自己的臨證科別，加學一些有代表性的專科名著。學習不同的學術流派，宜研精覃思，探索其學術臨床要點及其對醫界的影響程度。

　　學習古今中醫學術流派，有利于廣開診療思路和在診療中的取精用宏，切忌膠柱鼓瑟，或淺學少思，否則易生流弊，難以真的學有所得。

　　中醫藥學的古今“學術流派”，是推動軒岐醫學傳承弘揚、發展、創新的主心骨，也是的基礎，他能明確昭示歷代中醫名家、名著中學術經驗不斷豐富、發展的精粹內涵，也是歷代傳承于世的“雙百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生動體現，至于如何學習古今名家的學術流派，是青年學子和同道們經常思考的問題。以下我想談談中醫學子在師授的基礎上，如何學習和臨床應用古今不同學術流派的學驗問題。淺見不當之處，請多指正。

　　加強對醫業重要性的認識

　　中醫藥學作為我國傳統文化中具有原創性的醫學科學，歷代社會均以“仁醫仁術”作為醫者濟世活人的畢生要責，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明代陶華《傷寒瑣言》中說：“醫者，君子之道也”。說明我們醫生的防治疾病，不能忘記作為“君子之道”的重要性。明代醫家吳嘉言又說，“夫醫藥方書，乃拯病資生之軌也”(見吳著《醫經會元》)。由此可見，中醫古今醫藥著作文獻，主要為醫者提供防病治病的武器，故學醫者當多讀書、多臨證，重視學習各具特色的學術流派，對提高自己學術經驗至關重要。但中醫藥學的博大精深是人所共知的，學醫者在學習臨證過程中，加強對醫業的認識，關鍵又當明其理。明理有一定的難度，故清代陳祖舜說：“竊思醫道之難也，不難于行其道，特難于明其理。理有未明，欲無誤于世也難，欲有濟于世也更難。”

　　鄙人認為，醫道之要，在于濟世愈疾、傳承創新。古今名醫名著所反映的不同學術流派，是中醫藥文化的精華。當前的中醫藥學，越來越受到國際臨床醫學的重視，名醫名著學驗精粹之軟實力，是中醫藥文化所釋放出無形的影響力，是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弘揚光大的。

　　要選學高水平的學術流派

　　軒岐醫學從古到今傳承、發展，并不斷地產生新的學術流派，是歷史的然。歷代醫學家之所以尊崇《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等早期醫學典籍，是因為在這些經典醫籍的推動下，醫學才能不斷地獲得傳承與發展。人所共知，奠定中醫臨床醫學基礎的是東漢醫圣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但張仲景的學術臨床基礎，淵源于《黃帝內經》，清代汪琥《傷寒論辨證廣注》說：“傷寒之書，本于《內經·熱論》”，或謂商初之伊尹，伊氏首撰《湯液經法》，對仲景方亦有頗多影響。仲景論著中所寫的雜病，亦多見于《黃帝內經》，可見仲圣的臨床奠基之作，學術源流久遠。對后世臨床醫學的影響，堪稱“無出其右”。明代方有執《傷寒論條辨》說：“《傷寒論》之書，仲景氏統道重教之遺經。治病用藥大法大藥之藝祖……旨多微隱，而理趣幽玄。”故歷代名家或學術流派，無不受其啟悟、影響。包含歷史上的“四大家”(張仲景、劉河間、李東垣、朱丹溪)或“金元四大家”(劉河間、張子和、李東垣、朱丹溪)而言，所有的學術流派，均尊崇張仲景這位學術流派之祖。

　　至于學術流派的傳播，古代主要是依靠師授或父子相傳以及學術團體(包括函授和其他醫教組合)的教學作用，其中有些屬于傳承比較清晰的，如宋濂為朱丹溪《格致余論》題詞，談到劉完素之學如何從北到南的概況。他說：“獨劉之學，授之荊山浮屠師，師來江南，始傳太無羅知悌于杭。”朱丹溪中年拜師羅知悌，說明學術流派傳播和變化情況。其中又可見丹溪之學，劉河間學派的傳承，但我們通讀朱丹溪的著作，可以感受到他受到張仲景、劉河間、張子和、李東垣、王海藏等諸多學術流派影響，然后形成了“雜病用丹溪”(明·王綸《明醫雜著》)的重要學派。

　　但學術流派的形成也可以是自學、博學形成的。如宋代錢乙(仲陽)，他父親錢穎是醫生，但早年外出未歸，未能親授其子，故錢乙又向其姑父呂氏學醫，錢乙主要自學古代兒科名著，通過個人臨床實踐，撰著了古代學術影響大的兒科名著——《小兒藥證直訣》，后世尊之為“兒科鼻祖”。我們再看《小兒藥證直訣·錢仲陽傳》，獲知錢乙“為方博達、不名一師”的傳承、方論特點，他是在“勤求”和“博取”方面為后世樹立了中醫學派的典范。我又想起公元五世紀南北朝的南齊名醫褚澄，他在《褚氏遺書》中的“博涉知病”一語，這是我們治學和學習各家流派至關重要的精論。

　　當前各科臨床醫師，要根據自己的臨證科別，加學一些有代表性的專科名著。比如，外科醫生應選讀《外科正宗》(明·陳實功撰)、《外科證治全生集》(清·王維德撰)、《瘍醫大全》(清·顧世澄撰);婦科醫生選讀《婦人大全良方》(宋·陳自明撰)、《濟陰綱目》(明·武之望撰)、《傅青主女科》(清·傅山撰);兒科醫生宜選讀《小兒藥證直訣》(宋·錢乙撰)、《幼科發揮》(明·萬全撰)、《幼科鐵鏡》(清·夏鼎撰);眼科醫生宜選讀《銀海精微》(原題唐·孫思邈撰)、《原機啟微》(元·倪維德撰)、《審視瑤函》(明·傅仁宇撰)等，喉科醫生選讀《咽喉脈證通論》(作者不詳)、《喉科指掌》(清·張宗良撰)、《重樓玉鑰》(清·鄭梅澗撰);骨傷科醫生選讀《仙授理傷續斷秘方》(唐·藺道人撰)、《傷科補要》(清·錢秀昌撰)、《傷科大成》(清·趙竹泉撰)，以上論著，均是臨床各科中具有代表性的名著，專科醫生當予精心閱習，結合臨床應用，熟悉這些臨床文獻，我們在學術流派學習方面，一定能學有所成。

　　至于當前隨師學習臨床各科醫師，首先要學習老師的學術經驗，因為這應該是傳承的，老師的專長就是學習前賢名醫名家的學術經驗而逐步形成的，當然是十分寶貴的，應予認真學習。

　　重視勤求與博取

　　學術流派之所以獲得古今名醫、大家的重視，因為他是直接指導臨床診療的。建國初，先父無言公作為上海的“經方派”(又有稱之為衷中參西派)名家，他在學術上特別重視仲圣所說的“勤求古訓、博采眾方”。1956年，當時我是衛生部中醫研究院主辦的首屆西學中研究班的學員，在先父的倡議下，我又拜在秦伯未先生門下，秦老也是反復向我強調仲圣的“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并交代了他畢生治學的經驗，他說：“學問的增長、學術經驗的豐富，主要靠學習、鉆研、積累、探索，這八個字”，作為一名醫者，勤學與博采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認為，學習不同的學術流派，宜研精覃思，探索其學術臨床要點及其對醫界的影響程度，而我們所兼學的古今學術流派，對充實和提高個人的診療思路和臨癥水平，也能起到直接的指導作用。我們要謹記漢代大儒王充《論衡·別通第三十八》所說的“不覽古今，論事不實”這句名言，說明勤求與博取在醫學學術流派學習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適當考慮臨癥中的創意性

　　我們學習古今中醫學術流派，有利于廣開診療思路和在診療中的取精用宏，又切忌膠柱鼓瑟，或淺學少思，否則易生流弊，難以真的學有所得。我在六十年的從醫生涯中，突出的是研讀中醫臨床文獻，并力求與診療相結合，學習中至關重要的是，宜力求明理。清代吳儀洛《本草從新》說：“夫醫學之要，莫先于明理，其次則在辯證，其次則在用藥。理不明，證于何辨?證不辨，藥于何用?”。清代王旭高在《退思錄》說：“明理先遵古訓、見機也要合時宜”，他又說：“技巧多有規矩生，巧中規矩是精英。”重要的學術流派都重視審查病機，早在《素問·至真要大論》就指出，“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明代張景岳《類經》釋云：“機者，要也，變也，病變所由出也。”古今名醫、大家都十分重視“病機”的學術臨床研究，因為它關系到診治的機要、決策，其中有若干名家，在醫療實踐中予以靈變，獲得創意性，這當然有利于臨床醫學的發展。今試舉一例，清代的臨床醫學大師葉天士，他向后世學者提示，在學習先賢的學術經驗中不能隨意的“越規矩”。并說：“仲景而下，如河間、丹溪、東垣、潔古、海藏諸賢，衡證衡脈，用藥立方，絲絲入扣，不偏不倚，如物之有衡焉。”(見《葉選醫衡》)。其中我們既看到了葉氏學術臨床所遵守的前賢學術流派，又了解到葉氏學習前賢學術，主張不偏不倚，強調一個“衡”字，實際上含有“擇善而從”的思路與方法。

　　然后，我想談談我個人的學術流派。我學習中醫是“父傳師授”的，但當時從學的時間并不太長，建國以前念中學時，碰到放寒暑假，有時，也去我父親的診室，給他抄抄方子，但我父親有固定的學生、徒弟協助診病，抄方，我當然是比較次要的，真的抄方并不多。1955年，中醫研究院派代表敦請家父赴京工作。次年春，家父抵京工作，曾為我所在的中醫研究院首屆“西學中”研究班任教，當然在家里我也有機會向他提問學術疑點，但缺乏臨癥學習機會。1956年，我有幸拜在秦伯未先生門下，秦老為我們班講過《內經》，我也曾跟隨秦師出過一些門診或會診，當時我是中醫研究院的職工，不能過多或任意地請假，所以臨癥指導的機會也不多，當然也受到了父傳師授方面一些學術臨床影響。秦老是孟河四大醫派之——丁甘仁先生的嫡傳弟子，所以有人在著述中將秦老、我以及我的一些弟子，也列入“孟河醫派”。

　　如果說，我受“孟河醫派”的影響，那也只是學術經驗的總體方面(包括診療和遣方用藥等)，推崇“王道醫學”，即重視扶正祛邪，而在實際診療中，又有一些變化發展，譬如在上世紀“三年困難時期”，當時病毒性肝炎(以乙肝居多)盛行，秦老告訴我，當時的病毒性肝炎大多屬于中醫所說的“肝燥脅痛”證，他主張用《續名醫類案》中的“一貫煎”加減，我受他的診療影響較明顯，經常用一貫煎合柴胡舒肝散加減，確是提高了療效。后來，我又在多年診療中化入“三雞”(雞內金、雞血藤、雞骨草)加減，療效較前又有提高。其中雞內金用于患者消化不良，雞血藤有活血通絡作用，雞骨草有增強肝細胞免疫功能、改善肝功指標的作用。至于肝硬化，我又吸取先父治療臌脹的立方、遣藥經驗。

　　尚需加以表述的是，有些新方是個人學習醫籍文獻中的古方加以變化發展而形成的。譬如說，我生平經治過的癲癇證比較多，早在1960~1961年，我在內蒙古包頭市包鋼職工醫院曾經治療多例癲癇病癥，當時查閱古代醫藥文獻，其中有《外科全生集》轉載的白金丸(白礬、郁金)，我曾予以試用，總的療效不夠理想。隨著臨癥的深入，我又深感癲癇的病因病機比較復雜。近二十年來，我在多例癲癇中琢磨了一個白金丸的大加味方，主旨以“潛鎮止癇、化痰通絡”為大法，其中的用藥是生龍齒、生牡蠣、生白礬、郁金四味藥，經常選用的加味藥有桃仁、杏仁、僵蠶、竹茹、膽南星、陳皮、半夏、丹參、赤芍、紅花、雞血藤等藥。對于一些頑固、頻發病癥，往往也加用琥珀末分沖，以上藥物往往根據患者不同的病因、癥候予以調整。如痰證比較明顯的，祛痰藥宜多用，如患者有頭部外傷史的，又宜多用通絡祛瘀的藥物。應該說這是“白金丸”的大加味方，療效較白金丸有明顯提高，這是在傳承的基礎上，有所變化發展。

　　我生平臨癥，遇疑難危重病證，主張多多涉獵前人的醫案醫話。醫案的重要性，幾乎人所共知。至于醫話，民國時期醫學大家曹炳章先生說：“醫家之醫話，猶儒家之筆記，能益人神明。”(見《三三醫話》)因為在醫案醫話中，蘊藏著較多的圓機活法和經驗之談。宋代楊仁齋《仁齋直指方》云：“竊謂醫雖小道，乃寄死生，要變通，不宜固執”。他又說：“治病活法雖貴于辨受病之證，尤貴于問得病之因。”故我向來主張診治疾患，宜辨證、辨病與溯因相結合，剛才提到我治療的癲癇，其方藥變化完全要考慮到患者的病因、癥候，使療效有所提高。再者，我還受明代醫家孫志宏《簡明醫轂》的影響，他主張對多種病，探索研究其通治效方。我認為這將有利于臨床醫學的交流，也有利于中醫藥學更多地步出，面向世界。因此，我在生平研究臨床文獻的通治方方面，多少下了一番功夫，曾與前上海中醫藥大學文獻所所長蕭敏材教授等主編了一套中醫通治方的叢書——《中醫通治方精選》，這可能是當前一部通治方專著，其中的選方，反映古今醫家、名著中不同學術流派的診治經驗。(中國中醫藥報)